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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信仰地图:佛教信众近2亿以城市居民为主

作者: 李晓璇 黄章晋 来源: 凤凰博报 时间: 2014-07-10 阅读:

【中国信徒地图】


信众人数最多、增长最快的是基督教和佛教。佛教虽然有深厚的本土根基,但在20世纪60年代毁庙运动中,寺庙和僧侣几乎消失殆尽,算是1970年代末才开始从零发展。

不过,佛教和基督教的复兴有显著差异,从地理上看,越往西往南,佛教的优势越明显,而越往东往北,基督教优势越明显。除此之外,两者在城乡的扩展也明显有别:基督教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农村,农村基督徒占基督徒总数80%左右,而佛教的复兴则更多在城市。

(图:中国现域宗教组织类别地图)

河南是基督教在农村扩张的典型,而周口又是河南的典型——它是基督教在河南第一个成立教会的地区。周口全市8县有1200个教堂,50万信徒。农民空闲时多聚在家庭教会。今天周口的农村,很多坟头竖着的已是十字架而非传统墓碑,而教堂则扮演着最重要的公共空间。

(图:在河南周口,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)

佛教寺庙虽然大多已沦为各地方的旅游资源,但它反而为佛教复兴创造了变革的基础,大城市中活跃的非官方佛教团体举办法会时,地点早已从寺庙搬到了写字楼。昆明一个活佛小组甚至设立“办公室”,供昆明、丽江、深圳、上海等地的居士前往交流,三年间该小组已有上百位居士,自己设立道场,每周诵经、打坐、学佛、讲座。

佛教在都市的发展特别多元:北京、上海的僧人和还俗子弟前往偏僻农村建庙,居士团体在家中举办学佛小组,皈依佛教的商人开办素食餐厅,寺庙的主持、法师们开设微博,粗略统计新浪微博较活跃的活佛有近70位、法师150位。

(图:大城市里的禅修活动越来越普遍)

基督教和佛教在中国有相似的社会阶层分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,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带有“两头大、中间小”的阶层分布特征,即来自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学生,信仰宗教的比例(分别为30%和23.4%),大于来自中等水平家庭(17%)的学生。有研究甚至认为,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和收入较高者。

【重建社会归属】

不过,基督教在东北是奇特地以“城市包围农村”传播。以吉林为例,1982年—1993年间,基督教传播很慢,信徒只占当地各类宗教信徒总数的7.2%,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(17.9%),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。今天,基督徒人数已占各类宗教信徒总数的50%,而且90%都是最近20年内皈依的。

1993年后东北发生了什么?时间节点上,基督教在东北爆发式增长与激烈的国企改制正好同步。

国企改制在东北是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。东北是中国老工业基地,城市经济结构高度单一,社会结构高度单一:企业的社会化现象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更突出,人们的生老病死和全部社会关系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单位。

国企改制不但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,更严重的是因为企业的关停并转,失去了旧有的社会纽带,人们不但要重新找工作,还要重新找组织。对于全民在国企上班的社会,一个人突然被企业抛离,内心的创伤和失落感会非常强烈。

从东北地区信徒结构上看,迅速增长的信徒主要是下岗工人和退休者。这说明基督教在当地的扩张,主要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。虽然这种信仰动机和有些人因疾病困扰入教一样,有功利和盲从取向,但教友们的关爱和鼓励对这个群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。

另一方面,之所以人们选择基督教,还因为东北人口主要由关内移民构成,佛道教的根基不深。在大工业单位人情厚重环境中度过前半生的人,很容易投身到互助、关爱气氛浓厚的基督教会。

(图:哈尔滨的哈利路亚教堂)

更大面积的熟人社会瓦解发生在农村。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,宗族和寺庙组织是重要的组织和情感纽带;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宗教、宗族,人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体劳动、集体生活;承包制后,意识形态的真空给了宗族意识抬头的机会,但“打工潮”导致农村空心化,只剩老人、孩子的乡村,丧失了建立宗族社会的基础。

(图: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趋势)

此时再想建立亲密的社区关系,家庭教会几乎是仅剩选项,或者说,中国农村现状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热土。今天在基督教传播较广的农村,堂点已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,即使家庭教会的堂点被拆掉,村民们也不会去官方建设的“文化活动中心”,而是继续凑到堂点的废墟周围感受“基菩萨”的魅力。

离开家乡的新一代农民工,因接受过无神论教育,很难受父辈影响信教,很多人仅在圣诞节时才跟着进教堂。有趣的是,当他们到异乡城市打工时,有些人反而会成为基督教信徒。

“新客家人”是深圳城市教会的新生力量,他们孤身一人来到深圳,除了同事没有其他社会关系。工作薪水低、居住条件差、几乎没有精神生活。每周教堂聚会就是他们抚慰精神的重要时刻。

教会能为异乡人迅速搭建一个社会网络。人们相互认识、彼此关心、以“兄弟姐妹”相称。“交友”成了“新客家人”在教堂的重要活动。和深圳类似,在北、上、广的教会中,本地信徒所占比例在最近十年逐渐下降,很多地方外地信徒甚至高达90%。

近三十年来,中国严密封闭的熟人社会迅速瓦解,重建社会网络的心理需求,是各种宗教迅速传播的最关键社会学因素。比如,东北在基督教高速传播的同时也盛产各类“邪教”。其实,早期基督教、摩门教的崛起也可归功于社会动荡。

【精神的指引】


宗教复兴是转型社会普遍现象。台湾和剧变后的苏联东欧都是典型,但宗教的社会功能并不仅只是重建社会归属感。中国大陆企业家、教师、律师、医生等精英人群的信仰动机就复杂得多。

浙江一些教堂是“精英人士”聚会交流的平台,此类聚会被信徒称为“工商团契”,其内容和形式都与MBA课程相似:企业家们轮流发言,分享交流管理经验,有时还会按企业规模和职务高低分组讨论。

工商团契最早出现在临近港台的福建、深圳等地,后发展到北京、温州、沈阳,甚至安徽、湖北、四川。聚会虽在教堂举办,但独立于教会组织,几乎每个地方的团契都由老板基督徒牵头。他们最常表达的是如何把工作的基本道德与对上帝的敬畏相连,在他们看来,积累资本就是“荣耀上帝”。

有些基督徒经营的企业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印记,他们向员工传福音,借圣经撰写“管理箴言”来处理公司事务与员工间的关系。不过,其价值不仅在于传道,更大的意义是通过基督教的道德属性来加强企业管理。

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佛教徒中。与一般佛教徒不同,祈求个人福佑并非“老板佛教徒”的主要追求,他们组成各类基金会、企业道场、讲经会等团体,定期举办佛学相关讲座和学习,还根据年龄和爱好举办茶道、插花、梵乐等学习班。“老板佛教徒”也会把企业变成信仰传播媒介,践行其道德伦理;他们和“老板基督徒”一样,也会有额外的“信仰支出”,譬如建佛堂、供法师,捐助社会慈善活动。

(图:2013年慈济全球万人浴佛大典)

宗教在中国精英信徒人群中,很明显地扮演了道德建构和重塑精神共同体的功能——正常社会,社会道德和伦理系统通常都来自其宗教传统,譬如西方国家来自基督教传统,而传统中国社会则来自儒、释的结合。

新儒家对中国精英人群的影响也是同样的社会背景,它们都可视为是对1978年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空洞化的矫正:大公无私、自我牺牲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集体主义道德体系,随着计划体制一道终结后,盛行的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。

宗教组织内的相互帮助,很容易发展成面向全社会的慈善。近十多年,各类宗教组织在中国一直低调地践行其社会救济和反哺功能(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认为,由于有道德和伦理责任内核,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有更好的组织动员效率)。在社会慈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好是发展最快的佛教和基督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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